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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应国墓地出土柯史簋铭文的解释,揭示了西周晚期柯国 嫁女儿于唐国的历史事实,并对柯国、唐国历史进行简单考索,同时提出了柯史簋辗转流传于应国的可能途径与方式。一号和二号基址位于洹北商城的"内城"中心。其形制布局与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宗庙基址基本相同,都有多房间的主体建筑"大室",而且还有程度不同的祭祀遗存。因此,一号和二号基址的性质不是宫殿而是宗庙。本文进一步证明一号基址有9个房间的主体建筑"大室"内所奉祀的神主,应是自大乙(成汤)至祖丁的九位直系先王,即武丁卜辞的"九示"。二号基址有4个房间的主体建筑的"大室"内所奉祀的神主应是阳甲、盘庚、小辛、小乙等武丁的"四父",也称"四示"的宗庙。根据一号基址"大室"东西两侧通道对一号基址的打破关系,证明一号宗庙是盘庚时期始建的,二号宗庙是武丁时期续建的。洹北商城即"盘庚迁殷"的都城"殷",年代下限为武丁早期。证明盘庚和武丁时代不仅没有始祖居中、昭穆分列左右的昭穆制度,也没有五庙、六庙。文章通过对纳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收藏的《晴峦萧寺图》流传过程的梳理,发现《晴峦萧寺图》曾在宋代进入过内府,但之后一直隐于民间,其流传过程不详。直到清初,为梁清标收藏,但梁氏仅钤盖四枚收藏印,似未对其定名。梁死后,《晴峦萧寺图》后又经徐乾学、缪曰藻收藏,1841年为徐渭仁所得。该画归于李成名下可能始于缪曰藻,后由徐渭仁定名为《晴峦萧寺图》。该画后又经沈树镛收藏,并在其《养花馆书画录》中 着录。该画 一位收藏者林熊光于1939年在日本京都得到此画。挂轴后由居住日本的意大利籍人士米朗基罗·佩林蒂尼所得,并在1947年给纳尔逊博物馆。《晴峦萧寺图》画中建筑"仰画飞檐"的画法也与沈括对李成画风的记载相吻合,建筑样式前佛殿后高阁的格局、斗拱样式、塔刹的装饰等也具有比较鲜明的宋式建筑特色。但与画史记载的李成画风相比较,将之归入李成名下似乎证据不足,尽管如此,此画仍可以确定为北宋李成流派 的杰作。43年8至11月,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唐代帝陵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收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的文物和艺术,对于唐代帝陵和石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唐陵考察日记》等新发表的研究,初步分析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唐陵考察活动的经过、方法、成果,并指出其在考察规模、石刻分期、保存、文物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汉代的戏车是我国传统杂技的创新,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形成,反映出汉代崇尚勇武的社会精神。汉代以后,戏车逐渐衰落并销声匿迹。汉代画像中戏车图像则较生动地表现出戏车艺人表演的场景。12底至213年初,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郑州市黄河路19号院内两幢住宅楼工程区遗址进行了发掘,了殷墟时期小型墓葬43座。随葬品多为陶器,少量铜器、玉器及贝币。按陶器特征分析可将这批墓葬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属于殷墟二期和三期。此次发掘为郑州地区殷墟时期墓葬研究了新的实物。筒腹鬲是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较为普遍和出土数量较多的一种器物,是夏家店下层文化 代表性的典型器之一。中原的郑州地区也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这种典型器物。郑州地区的筒腹鬲 早出现在夏代晚期,在商代数量有所增多,尤为重要的是发现有青铜筒腹鬲。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与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通过太行山东、西两麓有着密切的文化互动。郑州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筒腹鬲,是伴随着先商文化在太行山东麓的南进而出现的。商文化中包括筒腹鬲、彩绘纹样和占卜技术等均受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正是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对先商文化和商文化的深远影响,使得其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伴随着商文化的强盛而发展成为对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的宋代阿育王塔是目前国内地宫出土的的阿育王塔,该塔的出土对研究我国佛文化的传承体制、发展历程等具有重大意义。为恢复严重干缩变形的阿育王塔檀香木胎的原有形貌,采用"活性碱"作为润胀复原剂,对干缩变形的木胎进行了复原试验。采用X射线衍射仪、环境扫描电镜对复原前后的木质组织结构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经活性碱后,檀香木试样的结晶度由前的45.5%下降到后的38.7%,塌陷的木材细胞腔结构得以重现,变形的木材孔道结构由近椭圆形变化为近圆形。在对一件干缩变形的阿育王塔相轮试验中,经复原后相轮的经向尺寸提高了1.33%、纬向尺寸提高了1.3%,复原后的相轮与收缩前出土时外观尺寸相近。明朝建立后,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铜镜铸造业获得了很大发展。铸镜工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纹饰等方面进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本文结合考古出土和传世品,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对明代铜镜的类型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铸造时间提出了看法。通过对后唐天成四年(929年)《重修定晋禅院千佛邑碑》进行笺释,纠正了清代学者毕沅、王昶等就碑文作者、禅果寺始建年代、时任安国节度使为何人等出的误判,并对僧稠禅师与禅果寺之关系进行了探讨。夏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一文原载《文物周刊》第93期,《夏鼐文集》未收,学界基本上未曾给予关注。《夏鼐日记》中记载了该文的撰写缘起及发表始末。整体而言,夏鼐对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评价不是很高,但对向达抄录的题识评价甚高。该文采用"互证"的研究方法,对《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进行补正,力求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反映了夏鼐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该文为相关研究提拱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如敦煌洞窟编号等重要问题,夏鼐文中提出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文的主要材料是抗日战争期间夏鼐在敦煌考察、发掘所得,反映了他不怕困难、忠于学术的精神,亦反映了他与向达、劳斡交谊的点滴。作为一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 ,夏鼐对敦煌学的发展出了重要贡献。